文章似乎向来有大品小品之分。其间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旨在经世，而后者就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连带着作者写作时的态度也不一样。拿这个标准来看，书话一路文章自然应该算是小品。但是正因为作者的态度比较放松，没有太拿它当一回事儿，结果反而能把文章写好。这也就像宋人作词，元人作曲似的。现在三联书店重印《西谛书话》、《晦庵书话》和《榆下说书》三种。黄裳别的书我读的不多不敢妄评，至少郑振铎、唐?两位是另外有其自视为更要紧的文学方面（广义概念上的说法，包括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在内）的事业的，写点这样的文章在他们顶多也只是余绪罢。然而在我个人看来，郑、唐两位如果在文学方面（仍取广义概念上的说法）有所成就的话，最终还是以这两部书话为最有价值，最有分量。无论如何这也是他们的传世之作，从两位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历史看是如此，从20世纪中国散文史看也是如此。《西谛书话》和《晦庵书话》主要写在中国散文发展停滞甚至可以说是低落的40到60年代，因此成就就更显得突出，我们简直可以说幸而当时还有这么两部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了，———而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作者写它们的时候暂且把文章经世那套想法丢到一边，真正凭藉一己的兴致去写作了。这在当时并不多见，在郑、唐两位的创作史上说实在话也不多见。
散文当中随笔是一类别，随笔当中书话又是单独的一品种。白话散文中的书话，可以说是从先前的题跋发展而来，其间当然也受到英法小品文的影响。既然把它看做是个品种，那么就该有所界定，不能说是凡是写到书的文章就都算是书话了。这里附带说一句，近年来以“书话”冠名的书实在也太多、太杂乱了，好像人人都能写这个似的。我看郑振铎、唐?和黄裳的这三本书庶几可以说是真正的书话了，因为第一，有关于书籍版本源流、出版过程以及作者情况诸方面的知识；第二，有表述这些知识的才具，包括前面我们一直强调的作者的那个态度在内。当然这里也不能缺少独到的见解和思想，但是见解和思想往往是要渗透于知识之中的。比较而言，这三本书更以知识和才具见长，若论见解特别是思想则未免稍嫌弱了点儿，不过三位作者本非思想家，我们亦不该以此苛求。然而我们以知识和才具这两个基本要点来考察书话这一品种，恐怕就要说三位的作品虽不能说是空前（至少在他们之前有一位写书话的大家周作人，而他的书话恰恰是于知识、才具之外，更有思想的魅力），但是几乎可以说是绝后了。我们看继他们之后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的那些作者，要么有知识、没才具，实在写不好文章；要么有才具、没知识，写出来的算不得书话。书话还有没有人能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，但我更是把郑振铎、唐?和黄裳三位看做是中国文化的某一部分传统的最后的承继者，而这一传统在他们之后恐怕就要断绝了。这应该是所谈到的三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。
《西谛书话》、《晦庵书话》和《榆下说书》，借用一句现成的话，作者都是深娴文章之道的，所以各自有各自的风格，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什么。比较而言，我更偏爱郑振铎那本一些。倒不是说他的文笔更漂亮，我是每次翻看，都能被他的《劫中得书记》和《劫中得书续记》所感动。而其中一得一失就不是区区欣赏或玩味之类话语可以对付过去的了，即使形容以字字血、句句泪大概也不为过罢，虽然我是不大习惯用这类字眼儿的。书话中能有作者的人生况味，以这个来要求书话自是太过分，但我实在要说难得他写出了这么好的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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